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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非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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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非常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大陆。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毛泽东把注意的重点逐渐从军事战线移到经济战线。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这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随着抗美援朝的推进,毛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转变,对苏联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1952年,他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同年10月,刘少奇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斯大林提出:现在可以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划下,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
  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审慎思考。全面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他指出: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几个月已歼灭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就可以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毛泽东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肃。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二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目前,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重建者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八十八个旅,晋冀鲁豫二十六个旅,西北四十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包括歼灭重建者在内,共六十个旅;其中东北二十四个旅,晋察冀、晋绥四十个旅。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晋冀鲁豫(不包括陈赓部)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陕北六个旅(其中四个旅是晋绥西调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晋察冀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旅三十二个。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
  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①
  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许多人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②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告诉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他们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③他还告诉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④一月二十四日他又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息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向,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泽东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
  第一次局部调整,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和五月四日。修正的原因是: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七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先念部的计划,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内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但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五月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有变化。一九四七年三、四两月,南线的战场形势又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民党军队把进攻重点改置于南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很快就陷入困境。二,处于南线中部的晋冀鲁豫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分别转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晋南收复了大部失地。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对南线战略进攻的部署作了进一步的调整:
  “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六月一日)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⑥
  随后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电告陈粟谭等: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⑦
  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力先出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作战,两军夹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战,以及陈赓部西进陕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部署。
快乐十分技巧,  第三次修改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七、八月间。这时面对的情况是:一,晋冀鲁豫野战军依照毛泽东“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于六月底自豫北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转战一月,歼灭国民党九个半旅,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在鲁西南狭小区域内同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二,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集结重兵、集团滚进的部署,同时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作战,华东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以五个纵队兵力分两路出鲁西、鲁南,以四个纵队留置鲁中正面。但七月份攻滕县、攻邹县、攻济宁、攻汶上、攻南麻、攻临朐,都打成消耗仗,没有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三,陕北地区的军需尤其是粮秣供应十分困难。
  针对形势的上述变化,毛泽东及时组织南线主力转入进攻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但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调整。
  第一,将陈谢集团的进军方向从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陇海路潼关、洛阳、郑州段,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⑧
  第二,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⑨
  第三,华东野战军出鲁南、鲁西的五个纵队在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由陈毅、粟裕指挥一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由鲁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唐五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华东野战军的另外三个纵队及由胶东地方武装刚组成的一个纵队组成东线(内线)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之任务。
  第四,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今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这样,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的战略布局。
  我们再把眼光转到北线的东北战场和晋察冀战场,毛泽东也多次作了规划。
  毛泽东一直认为,华北、东北是一个整体,两区军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夺取长春、北宁两铁路线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之际,毛泽东指出:“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他要求华北部队:在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而发起的青(县)沧(县)战役结束后,主力应出击平津间和平保(定)间,“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⑾在东北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又告诉东北部队准备在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到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并准备在一九四八年春配合晋察冀、晋绥两区进攻平绥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解决北线之敌的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引者注:即晋察冀)、晋绥为辅”去完成。⑿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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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的。它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要战略重心,分别在南线和北线逐步展开。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大军十二万人出敌意外地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紧接着,突然在八月中旬向南越过陇海铁路,穿过遍地泥淖的黄泛区,在国民党重兵堵截追击下,抢渡沙河、汝河、淮河,在八月下旬进入长江北边的大别山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陈谢大军(四纵、九纵及三十八军)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中旬,陈粟大军(华野外线兵团)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接着在九月下旬分路越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
  三路大军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后,一面大力扫荡土杂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一面适机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历经高山铺战役、大别山反“清剿”、陇海路平汉路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等,到一九四八年五月,胜利地完成了创建、巩固拥有三千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⒀
  担任右翼钳制国民党胡宗南军任务的彭习西北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多人。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沙家店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就在离战场只有二十里的梁家岔。炮声一打响,他就兴奋地说:“好!我看这回胡宗南怎么交代!”战斗一结束,他来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高兴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打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有吃过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想的行动。”“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哪样想,他就那样办,当然要吃亏了。”他又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⒁
  担任左翼钳制山东国民党军的许谭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历经胶东保卫战、胶济路西中段战役,不但完成了钳制范汉杰兵团的任务,而且在战略反攻和进攻中攻占周村、潍县,迫使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缩据在济南、兖州、青岛、临沂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
  在北线,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收复县以上城市三十三座,把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地区内,为下一步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同一期间,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在平汉线发动攻势,举行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攻克河北重镇石家庄,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段,使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接着又转移攻势,出击绥东、察南的国民党军队,截断了平绥铁路;留置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分及广大地方武装,先后攻占运城、临汾,使山西阎锡山部缩据在晋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区,完全处于守势。
  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十个月中全部变成了现实。一九四七年年底,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⒂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指挥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就付诸实施了。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上世纪50年代反对美帝的宣传画

  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还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有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马明方、王震、张经武,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样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
  小河村座落在靖边县城东南约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但它的周围却是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只是在一个多月前,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几经辗转,曾在六月九日从王家湾冒着大雨迁移到这个村子。两天后,国民党军队又从王家湾向这个村子扑来,离村只有十来里,毛泽东不得不率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向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赐湾转移。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电闪,大雨又下起来。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敌人就在邻近,队伍不能有一点亮光和声音,只能在大雨中摸黑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第二天清晨到达在山梁上的天赐湾。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毛泽东、周恩来等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很多随从人员只能在外露宿。一星期之后,六月十七日,他们在形势稍见缓和后又回到小河村。这以后没有几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就要开始了。小河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小河会议上,由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他先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他把加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不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广泛了。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毛泽东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同蒋介石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是必要的。虽然没有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目的,但确实教育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现在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加相信蒋介石,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⒃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确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暂时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
  他还说: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去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⒄
  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外,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虽然没有作正式决议,但为以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②

中共建政之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特务、土匪非常猖獗,他们不仅经常发动叛乱,还不断地制造各种谣言。尽管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制,但社会上人心浮动,城市与农村的治安相当混乱。针对敌特土匪破坏活动日渐严重的形势,1950年3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但新政权百废待兴,西南华南许多地区尚未解放,财政金融混乱,经济恢复的任务相当繁重,加之还要进行的土地改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非常之谨慎。对于土改,毛就明确提出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他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毛泽东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
  就在这里,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二十三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从梁家岔赶到会场,表示祝贺。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他说: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却敢于在黄河西侧侧敌而进,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又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
  毛泽东等在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九月二十一日,移驻佳县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
  七个月内,毛泽东工作得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十四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他还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要求全军指挥员、战斗员对这六十七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还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完成这些文件的起草审定后,毛泽东稍稍轻松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他自己从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他接见了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进行交谈,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参观了峪口纸厂,调查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重阳这一天,他还到白云山看了庙会,向寺院人员了解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还高兴地看了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戏《反徐州》。
  经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又听了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这里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明显的改善。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中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写道:
  “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和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和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十大军事原则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新经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论述。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二十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十二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报告把这些归结起来,写道:“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⒅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⒆
  十二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会期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十二月会议在二十五日开幕。毛泽东在第一天上午讲话。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已走上轨道。他归结起来说:战争期间,高潮主要表现在为战争的胜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但战争仍是长期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因为政策右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脱离了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政策上的“左”,结果孤立了自己,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坚决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但又停止了没收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蒋介石。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还详细地列举了在对待美蒋、对待中间派、对待土改和整党工作等方面怎样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⒇
  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毛泽东还说: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引者注: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21)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毛泽东强调“不要四面出击”

  十二月会议后,战争形势继续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全国各个战场上,除中原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外,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一九四七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十五篇。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关键,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22)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3)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24)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但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
  为什么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四类原因:第一,“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第四,“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25)
  鉴于正确地规定和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鉴于以往有些地方擅自决定政策和上下连系不够的教训,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第十天,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指示中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26)三月间,他接到邓小平关于大别山地区几个月工作所受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告诉他们:“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在每两个月向中央所作的综合报告中,不但要报告各地规定的策略与政策,而且要说明这些“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27)
  在研究政策和策略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依托广大农村逐步展开的。能否给广大农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能否取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后,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各解放区全面展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农村中实现根本的社会大变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壮举。但《土地法大纲》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倾向。例如《大纲》过分强调“平分土地”的原则,没有说明必须按照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行分配土地,出现了不分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中心地区、游击地区一律强行平分土地的情况。又如由于《大纲》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具体,不明确,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用过激方法斗争地主和搜罗地主“地财”等情况。
  毛泽东在政策确定后,总是密切注视着它的实施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当他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纠正这些偏差的政策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28)经过两个多月的冷静观察和总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作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29)
  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
  他明确规定在老解放区,日本投降后解放的半老区以及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地区三种不同的地区内实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骤和具体政策,特别强调在新解放区“不要性急”,要分步骤,要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要“严禁乱杀”,甚至可以“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他要求各地准确地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严格地把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封建剥削收入和经营工商业收入、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等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他指出要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革命的对象,是要坚决消灭的,而作为地主个人,应该给予出路,做好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导他们参加国民经济生活行列,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增强支援战争的力量,因此,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反对破坏,反对浪费;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要着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生产斗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各项政策。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以什么态度对待资产阶级。针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指示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指示还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中间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态度,指出应当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孤立其中的少数人。“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30)
  毛泽东对事情总是想得很深很远,在走这一步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特别是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了筹划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为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写道:“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他着重指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31)
  此外,对工商业政策、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确而具体地规定在这些工作中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适合在农村做但不适合在城市做的。这样,使干部和党员不仅有明确的方向,并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便于遵循,有利于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 会议提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什么不是镇压反革命,毛解释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泽东还提到,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因此,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

  ① 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0、1231页。
  ③ 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告陈粟电,1947年1月18日。
  ④ 中央军委致陈陈粟谭电,1947年1月18日。
  ⑤ 中共中央致陈饶及华东局,并告刘邓电,1947年1月24日。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电,1947年5月4日。
  ⑦ 中央军委致陈粟谭榘张饶邓黎,并告刘邓电,1947年5月22日。
  ⑧ 中央军委致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电,1947年7月19日。
  ⑨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⑩ 毛泽东致林高并告朱刘电,1947年5月20日。
  ⑾中央军委致朱刘聂,并转杨罗耿电,1947年6月19日。
  ⑿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3页。
  ⒁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7、169、170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44页。
  ⒃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⒄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60页。
  ⒆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06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22)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6页。
  (25)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5页。
  (27)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1948年3月14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7、1288、1289页。
  (31)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1948年2月25日。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建国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多次安抚资本家,要他们安心生产。1950年1月,刘少奇在天津同安子文等谈话时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毛泽东也对上海的资本家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同样,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也批评了那些妄图消灭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根本不知道《共同纲领》为何物。很多同志不是和资产阶级合作, 而是和它作对,打击它;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让资产阶级不得其所。结果把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情况非改变不可。”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③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针对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厂、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有所作为,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力争团结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既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联合政府性质的新政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④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足半月,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同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敏锐地发现抗美援朝为解决国内问题带来的良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随着抗美援朝的推进,毛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转变,对苏联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1952年,他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同年10月,刘少奇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斯大林提出:现在可以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⑤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正是这样做了。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毛泽东写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⑥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⑦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⑧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十二月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⑩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⑾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⑿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页。

  ③“银元之战”,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

  ④转引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1949年11月13日。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页。

  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加写的话,1949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页。

  ⑦转引自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

  ⑧陶鲁笳在中共太行区委会议上的传达记录,1949年5月3日。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8、129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⑩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09-1516页。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2日。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①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毛泽东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④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⑤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⑥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⑦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毛泽东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传来,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⑧

  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这时,上海还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⑨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⑩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9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1页。

  ④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页。

  ⑤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页。

  ⑧陈毅关于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4月21日。

  ⑨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16日。

  ⑩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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