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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学比起工学来,读了舒晋瑜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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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学比起工学来,读了舒晋瑜的访问

摘要: 舒晋瑜送给我一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饶有兴趣地翻阅一遍,有点感想。她访谈时说话不多,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一心与采访对象抢夺“话语权”。由于事前的功课做得到家,她的问题都问在点子上,仿佛有点“循循善诱”, ...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是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读了这本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深度”,确实是这部文学访谈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去年3月31日,著名评论家雷达逝世。雷达,1943年生,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兰州大学教授。著有论文集、散文集多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曾担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茅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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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文学;文学访谈录

雷达:茅奖评选有四条需要坚持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舒晋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舒晋瑜送给我一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饶有兴趣地翻阅一遍,有点感想。她访谈时说话不多,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一心与采访对象抢夺“话语权”。由于事前的功课做得到家,她的问题都问在点子上,仿佛有点“循循善诱”,结果则是水到渠成。要是从采访效果的角度来评选记者,我一定要投舒晋瑜一票。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中,我还算是比较关注当代小说的。当年读研,导师程千帆先生常提醒我们不要成天埋在故纸堆里,而应该读点当代文学作品,记得他曾与我交流过阅读《绿化树》《高山下的花环》等书的心得。但是后来长篇小说的产量迅猛发展,直到每年有9000多部,专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无法通读。况且有些小说过于“先锋”,似乎是专门为某些评论家或将要成为评论家的研究生而写的,丝毫不顾一般读者的口味,我没有必要去啃那种坚果或酸果。在这种背景下,只读获奖作品,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照第二届茅奖评委顾骧的说法,“先锋派作品基本无法通过”,这就为我们筛掉了一些不知所云的长篇。但是获奖作品的数量也很大,一般的读者也没时间通读。此时,舒晋瑜访谈的效果就凸显出来了。从此书来看,访谈的内容不限于获奖作品,甚至不限于作品,真正的焦点其实是作家其人。随着两人娓娓而谈,该作家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情况渐趋明朗,这为一般读者提供了选择作品的重要参数,至少对我是这样。比如毕飞宇,他现在是我在南大的同事,但很少有机会交谈。毕飞宇的《推拿》获了茅奖,后来又改编成电影,更是如虎添翼。但我更喜欢他的《玉米》,《推拿》倒在其次。读了舒晋瑜的访谈,我觉得不必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在退化。又如李佩甫,读了访谈,才知道他非常崇敬其父亲,因为后者“是个好鞋匠”。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其“亲人”,他本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他的获奖作品《生命册》的书名也有点“先锋”的味道,但肯定不是飘在云端里的虚无缥缈之物,所以我决心要找来读一读。总之,舒晋瑜的这本访谈录,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为大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阅读书目。说实话,现在有些评论家对当代小说的评语,一味赞扬,而且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至少在这个方面,舒晋瑜访谈录的价值远远超过那些评论文章。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是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读了这本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深度”,确实是这部文学访谈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快乐十分技巧,问:茅奖获奖作品是否可以代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什么是“深度”?可以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中得到答案。我曾在何兆武先生论述的基础上,进行过这样的提炼:历史学讲的是“历史如此然”,也就是历史是如此的,而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则探究的是“历史之所以然”,也就是说明历史为什么是如此的,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比起历史学来,是更富有“深度”的。

雷 达:综合地看,我以为茅盾文学奖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看综合水平,首先就要了解它的作品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宽广程度、人性的深度、思想的高度,要看精神资源是否丰厚、折射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性蕴含,以及文本的创新程度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它不应是在封闭之中的自我认可,而是参照古今中外的文学标准所得出的现实结论。同时,很难说其评奖就是“固守着传统现实主义”,或者充斥着“牺牲艺术以拯救思想”的妥协主义。比如厚重之作《白鹿原》在艺术方面,有人说它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有心理现实主义色彩,运用了文化的视角,都有道理。我觉得它的背景有俄苏文学的影响,受《静静的顿河》的影响,也有拉美文学的影响,总之它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已相去甚远了。再如被认为除了在叙述方面开头的硬壳不好读外,整体上还是无可挑剔的《长恨歌》,表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它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来隐喻一个城市的灵魂及其变化,这在过去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太好接受的。“恨”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人生长恨水长东流的抱憾,生命有涯,存在无涯的悲情。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始终不能达到自己对爱情、对幸福生活理想的追求,她所以有恨,她的命运与历史发展的错位,也有恨。恨的内容丰富,但只有用一种开放的文学观念才能正确理解它。还有如《蛙》《尘埃落定》《钟楼》《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等等,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相反,也让人不无遗憾的是,贾平凹的《怀念狼》、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李洱的《花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等在文本文体上是有突破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小说创作走本土道路的新尝试,却由于种种自身原因或非自身原因落选了。当然,茅奖也有一些作品,曾经轰动一时,时过境迁,因艺术的粗糙而少有人提起。我说的大都是我参加的那几届的情形。

很多学科都效法历史哲学的路径,不再满足仅仅认识学科的“如此然”,而探索学科背后的“之所以然”,例如文化哲学、艺术哲学等,甚至理工学科也出现了学科哲学,如建筑哲学、天体哲学等。我们文学工作者是否也可以建立“文学哲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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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哲学就不是一般性地评论文学的“如此然”,评说作品的优劣好坏,而是探讨文学的“之所以然”:作品为什么是优、是劣、是好、是坏的?进一步说,就是要探究出作品萌生、发展、成长的内在规律性。

左起:王干、陈忠实、雷达、闫晶明

舒晋瑜虽然在访谈中没有提过“文学哲学”这个词儿,却贯穿了文学哲学的路径,以她特有的执着、深厚的素养、秀和的风貌,不断向作家们叩问“为什么”。

问:您如何看待茅盾文学奖的美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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