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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未必住的地方比你更宽敞,给你寄的糕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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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未必住的地方比你更宽敞,给你寄的糕点是

快乐十分技巧,  聪,五月十七日航空公司通知有电唱盘到沪。去面洽时,海关说制度规定:私人不能由国外以“航空货运”方式寄物回国。妈妈要求通融,海关人员请示上级,一星期后回答说:必须按规定办理,东西只能退回。以上情况望向寄货人STUDIO 99[九十九工作室]说明。倘能用“普通邮包”寄,不妨一试。若伦敦邮局因电唱盘重量超过邮包限额,或其他原因而拒收,也只好作罢。譬如生在一百年前尚未发明唱片的时代,还不是同样听不到你的演奏?若电唱盘寄不出,或下次到了上海仍被退回,则以后不必再寄唱片。你岳父本说等他五十生辰纪念唱片出版后即将寄赠一份,请告他暂缓数月,等唱盘解决后再说。我记错了你岳父的生年为一九一七,故贺电迟了五天才发出;他来信未提到(只说收到礼物),不知电报收到没有?我眼疾无进步,慢性结膜炎也治不好。肾脏下垂三寸余,常常腰痠,不能久坐,一切只好听天由命。国内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反党集团事谅你在英亦有所闻。我们在家也为之惊心动魄,万万想不到建国十七年,还有残余资产阶级混进党内的分子敢如此猖狂向党进攻。大概我们这般从旧社会来的人对阶级斗争太麻痹了。愈写眼愈花,下回再谈。一切保重!问弥拉好!妈妈正在为凌霄打毛线衣呢!

(刘亚君口述 潘玲玲 李建华整理)今年的春节也不例外,远在深圳的小女儿又给我寄来了一个大大的邮包,邮包里我和老伴里里外外的新衣服各式各样以及五花八门的干果,望着女儿的邮包,让我想起了当年母亲从青海寄来的邮包,眼泪情不自禁流了下来。

  另一件牵挂的事是你说的搬房子问题。按照弥拉六一年三月给我们画的图样,你现在不是除了studio[工作室,音乐室]以外,还有一间起居室吗?孩子和你们俩也各有卧房,即使比没有孩子的时候显得挤一些,总还不至于住不下吧?伦敦与你等级辈份相仿的青年演奏家,恐怕未必住的地方比你更宽敞。你既不出去应酬,在家也不正式招待,不需要顾什么排场;何况你也不喜欢讲究排场,跟你经常来往的少数人想必也气味相投,而决非看重空场面的人。你一向还认为朴素是中国人的美德,尤其中国艺术家传统都以清贫自傲:像你目前的起居生活也谈不到清贫,能将就还是将就一下好。有了孩子,各式各样不可预料的支出随着他年龄而一天天加多;即使此刻手头还能周转,最好还是存一些款子,以备孩子身上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开支时应用。再说,据我从你六一年租居的经过推想,伦敦大概用的是“典屋”(吾国旧时代也有类似的办法,我十岁以前在内地知道有这种规矩,名目叫“典屋”,不是后来上海所通行的“顶”)的办法:开始先付一笔钱,以后每季或每月付,若干年后付满了定额,就享有永久(或半永久)的居住权,土地则一律属于政府,不归私人。这种屋子随时可以“转典”出去,原则上自己住过几年,转典的价必然比典进时的原价要减少一些,就是说多少要有些损失。除非市面特别好——所谓国民经济特别景气的时期,典出去的价格会比典进来时反而高。但是你典出了原住的房子,仍要典进新的屋子,假如市面好,典出的价格高,那末典进新屋的价也同样高:两相抵销,恐怕还是自己要吃亏的;因为你是要调一所大一些的屋子,不是原住的屋子大而调进的屋子小;屋子大一些,典价当然要高一些,换句话说,典进和典出一定有差距,而且不可能典出去的价钱比典进来的价钱高。除非居住的区域不同,原来的屋子在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将来调进的屋子在另一个比较中级的住宅区:只有这个情形之下,典出去的价才可能和典进较大的新屋的价相等,或者反而典出去的价高于典进新屋的价。你说,我以上的说法(更正确的说来是推测)与事实相符不相符?除开典进典出的损失,以及今后每月或每季的负担多半要加重以外,还有些问题需要考虑:——(一)你住的地方至少有一间大房间必须装隔音设备,这一笔费用很大,而且并不能增加屋子的市价。比如说你现住的屋子,studio[工作室,音乐室]有隔音设备,可并不能因此而使典出去的价钱较高,除非受典的人也是音乐演奏家。(二)新屋仍须装修,如地毯,窗帘等等,不大可能老屋子里原有的照样好拿到新屋子用。这又是一笔可观的支出,(三)你家的实际事务完全由弥拉一个人顶的,她现在不比六一年;有了孩子,不搬家也够忙了,如果为了搬家忙得影响身体,也不大上算。再说,她在家忙得团团转,而正因为太忙,事情未必办得好;你又性急又挑剔,看了不满意,难免一言半语怪怨她,叫她吃力不讨好,弄得怨气冲天,影响两人的感情,又是何苦呢!?因此种种,务望你回去跟弥拉从长计议,把我信中的话细细说与她听,三思而行,方是上策。这件事情上,你岳父的意见不能大相信,他以他的地位,资历,看事情当然与我们不同。况且他家里有仆役,恐怕还不止一个,搬家在他不知要比你省事省力多少倍:他认为轻而易举的事,在你可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此点不可不牢牢记住!

  五月底来信及孩子照片都收到。你的心情我全体会到。工作不顺手是常事,顺手是例外,彼此都一样。我身心交疲,工作的苦闷(过去)比你更厉害得多。

1962年我在共青团农场八连的丫头班。一天我下班回到宿舍,就听到有人叫我说办公室有我一个邮包,赶快去取。一说有邮包,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

  别以为许多事跟我们说不清,以为我们国内不会了解外面的情形;我们到底是旧社会出身,只要略微提几句,就会明白。例如你电话中说到“所得税”,我马上懂得有些精明的人想法逃税,而你非但不会做,也不愿意做。

在那个灾害之年,别说是一封家书抵万金,亲人的一张便条,一句问候的话,都让人兴奋好一阵。何况是一个邮包,不管寄的啥都是雪中送碳。一个人收到邮包,不仅自己万分喜悦,全班同志都有说不出的快乐。

  写到此,想起一年前听到的传闻,说你岳父在伦敦郊外送你一所别墅:我听了大笑,我说聪哪里来的钱能付这样一笔“赠与税”?又哪儿来的钱维持一所别墅?由此可见,关于你的谣言,我们听得着实不少,不论谣言是好是坏,我们都一笑置之。

听说我有邮包,班长杜桂香一把夺过我的脸盆,把我推出宿舍,:“快去,洗脸水和饭我们给你买回来。”通往办公室的路我是一路小跑啊。抱起远在青海西宁的母亲寄来的邮包,我放声大哭:“妈妈呀,女儿想你呀……”

  世上巧事真多:五月四日刚刚你来过电话,下楼就 收到另外二张唱片:Schubert Sonatas[舒伯特奏呜曲集]—Scarlatti Sonatas[斯卡拉蒂奏呜曲集]。至此为止,你新出的唱片都收齐了,只缺少全部的副本,弥拉信中说起由船上寄,大概即指double copies[副本];我不担心别的,只担心她不用木匣子,仍用硬纸包装,那又要像两年前贝多芬唱片一样变成坏烧饼了,因为船上要走两个半月,而且堆在其他邮包中,往往会压得不成其为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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